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政策一词的使用，虽然相关，但区别于我国法学界的以下两种使用：一是用政策指立法或司法背后的指导原则，如为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13)二是作为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相对的党或政府的非法律性文件，强调其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随意性、专断性等特征，如从政策博弈到立法博弈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政策一词。

①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为了兼顾多元和整合这两个方面，需要进行顶层设计，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中国现代政治中始终存在的所谓一放就乱、一统就死的问题。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帮助公民个人诉讼的、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律师很重要。在这里，设立违宪审查机构以及确保司法独立显然就是顺理成章的，否则这段话就会变成没有意义的空气震荡。如果权力过于分散甚至弱势化，就会导致整合机制失灵，现代的价值体系也就失去了现实的制度载体。律师的客户本位尽管不必像布鲁厄姆勋爵主张的那么绝对，要求律师在履行职责时只应该知道一个人，即自己的客户。为了落实《宪法》第71条规定，应该通过宪法修正案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一项特权，使之有权进入国家任何机关直接获得必要资料，并承认常委会的一般性行政调查权。

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即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所以，地方立法一定要杜绝行政主导方式，坚决采取所有议案、法案都只能由人民代表提出的制度安排。其最典型的实例，要属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集中立法权并设置官吏统一解释法律的举措。

[日]田中明彦：《新しい「中世」：21世紀の世界システム》，日本经济新闻社1996年版。而这也构成某种自反性和悖论。以最高人民法院刚颁布不久的《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为素材，来研究中国式法律解释策略、法律沟通方式的演变趋势以及有待改进的环节，将会有许多趣味盎然的现象有待理论阐述。然而麦考密克认为，在这里，伪善或许比真诚更有助于解决问题，因为无论如何，它都进一步加强了通过论辩而求证的过程。

(41)无论如何，在基于事实的正当化之外，规则的怀疑悖论似乎是无法解脱的，规则的理解与规则的解释之间似乎也无法一致起来。①参见季卫东：法律议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新范式，《中国法学》2015年第6期，第25-41页。

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指导意见试图把相互承认的原理建立在法律推理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一种能兼顾合法律性与社会重叠共识的承认规则。互相承认，在网络化、复杂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互相承认，在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和普遍说服力意义上的互相承认，这就是中国人试图建立法律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一块最重要的基石。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的怀疑悖论所描述的事态，也是正的界说复合结构很容易引起的事态。这些内容通过明确释法说理之依据的方式，限定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细化了法律解释的标准，通过具体规定减少了协调化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由于情理法的文化传统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思维方式，中国式法律议论始终没有预设普遍主义立场，也在相当程度上放弃了确定性的诉求，因此法律议论的正当化标准势必借助互惠正义的逻辑落实在相互承认上——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众所周知，法律规范的含义一般是通过文本来理解的。(15)换个角度，从诉讼的立场上来看，社会结构如果重视道德与正义，那就势必在法律制裁的同时强调人格评价，也势必在评价之后对违法者打上公权力的烙印，从而倾向于刑事制裁(参阅刑法学的烙印理论)。如果试图摆脱这两种不同层面的自反悖论，那么就不得不将法律体系的自我完结性和地方特色都作为一种相对化的假定，而不是普遍存在的独善性实体，从而也就势必增加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不同选项和开放结构，容许在复数命题或主张之间展开说服力竞争。

卢曼(Niklas Luhmann)的法社会学也揭示了这样的道理，并且指出，如果我们试图摆脱这样的悖论，那就不得不拒绝或者回避集合的自指，使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开放性——面对事实、注重反思。与此同时，德沃金也对原则与规则进行了严格的区别，主张规则具有要么完全适用、要么完全不适用(黑白分明两分法)的属性，而原则却富有包容性和弹性。

不得不承认，中国式正的界说贯穿了情境思维和情境伦理，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既有规则，也有状况，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都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且服从大局观。这意味着观察法律的视角始终是复数性的，不存在唯一正确之解。

然而在疑难案件中，这两者达成平衡的条件总是非常复杂而微妙。三、为了互相承认的论证以及双重视角 当我们特意讨论构建中国特色法律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时，实际上有两个潜在的前提：第一，我们应该明确自己认识和把握法律现象乃至解释世界的基本范式或者说特定的范式，加强意识形态自觉。德沃金所理解的议论和说服，都必须以权利为根据。那么，除了摆事实之外，究竟还有哪些讲道理的选项呢？首先，可以举出惯例或者过去一直采用的计算做法，但现在案例与惯例之间的差异还是有可能引起质疑的。当代法律实证主义认为，法律就是有权威的法律适用制度承认和执行的各种理由的体系。这意味着在合理化、自由化之外，还存在着深刻的共同体重建的问题，导致了复杂的现代性概念，需要制度的设计者和运行者必须具有另一种双重视角、二元使命，兼顾合理性与共同性、个人主义与共和主义。

(19)麦考密克还指出，法律证明的过程是纯粹演绎性的，从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在两种作为原型的语境之中，如果我们把前一种语言行为方式称为解释的职权主义，那么对后一种方式不妨在一定限度内称之为解释的当事人主义。

这样的态度，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理念是一脉相通的，与中国重视活生生的经验事实这样的传统法律文化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中国式法律议论的真相。

这是因为，妥当的行为和决策总是需要明确的理由。倘若只重视法律解释的内部监督，而忽视外部监督，也许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法律体系的整合性和协调性，但相互承认的效果就会受到显著的影响。

他认为，诉讼中主询问和交叉询问程序的全部意义，就是迫使证人在申明立场时不得不努力地使主张之间相互协调，并以此检验法律推理的可靠性和正当性。在这里，可以发现树立正的界说的努力，这是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这意味着判决必须严格遵循法规和先例，以保证同案同判和法律适用的连贯性、统一性。(以上各点，见该指导意见第7条)这些规范内容充分显示了现代法律解释、法律推理和司法裁量理论的积极影响，以及中国庭审方式按照实际情况和固有逻辑实现的进化。

⑧也就是说，作为主观间性的自我意识，必须通过竞争获得他者的承认和各种意识之间的相互承认才能实现，也必须通过意见市场才能寻找出正的界说，进而通过对话、沟通以及论证来对社会的意义之网进行重新编织。另一方面，为终止无穷无尽的语言博弈，及时作出决定和进行整合，必须极端强调职能机关一锤定音的决定性权力，把解释的职权主义侧面不断伸张，最后造成无限制的超职权主义态势。

争论双方都承认的规范性根据，可以作为正当化根据加以援用。这种方式，可以从南宋时期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找到十分翔实的记录。

值得注意，该指导意见特别强调了判决的形成过程即论证过程、试错过程、选择过程以及正当化的理由，要求各级法院通过法律推理来提高裁判的可接受性。雷磊：什么是我们所认同的法教义学，载《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第16版。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形式正义的本质在于协调性，包括与过去和未来的语境相协调。(27)参见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上)，《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第1-16页。这也意味着法律体系应该一身二任，兼顾程序理性(合理的规则设计或者制度)和沟通理性(有效的语言媒介或者文化)。(24)See Jordi F.Beltran Giovanni B.Ratti,eds.,The Logic of Legal Requirements:Essays on Defeasibili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Claudia Bloser,Mikael Janvid,Hannes Ole Matthiessen,and Marcus Willaschek,eds.,Defeasibility in Philosophy:Knowledge,Agency,Responsibility,and the Law,Amsterdam:Rodopi,2013. (25)参见注(19)，第6章、第7章、第8章的相关论述。

其次，我们必须意识到，站在学术的立场来看，如果我们拒绝康德之流的过于形式化的普世价值图像，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其实也就是要为了实现不同价值体系相互承认的目标而强调论证的公正程序和规则，否则就不足以说服他人。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种普遍性话语空间的伸展方向大致有两个：第一，追求多文明共生，朝向儒学和而不同精神的境界，在现实国际政治中体现为重视不同族群的对话、沟通以及相互理解。

因而，无数特殊的规范生成活动取代了法律体系的整体性进化，每个过程却又把结构整体的变迁史进行浓缩再现。⑩前者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中国传统秩序原理进行重新诠释和定位，寻找到一套完全不同的法治概念及其正当性根据，进而奠定国家的新的道德基础。

要讲究文理，语言规范，表达准确，逻辑清晰，合理运用说理技巧，增强说理效果。John Rapley,"The New Middle Ages",Foreign Affairs,Vol.85,No.3(2006),pp.95-104. ⑩详[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熙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特别是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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